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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描日、韓、芬教師發展

        發布時間:2019-12-06 作者:羅朝猛 來源:中國教育報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日前發布的教師教學國際調查(TALIS)項目涵蓋教師教學實踐、學校領導、教師專業實踐、教師教育和入職準備、教師反饋和發展、學校氛圍、工作滿意度、教師人力資源問題和教師自我效能感九大方面。此外,此次調查還增加了兩個跨領域的主題,即創新、公平和多樣性。在被調查國家和地區隨機抽取200所學校中的4000名教師及其校長作為代表樣本進行研究。此外,約有26萬名教師參與了問卷調查。

        日本、韓國和芬蘭多次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測試(PISA)中獲得佳績。那么,這三個國家的教師發展呈現什么特點?其教師教學的優勢與短板在哪里?通過這份報告,我們可以形成初步印象。

        校長、教師性別、年齡結構如何

        調查結果顯示,日本82%的教師將教師作為首選職業。韓國教師以“國家的建設者”著稱,在韓國,教師也是熱門職業,有80%的教師把教師作為首選職業。而芬蘭只有59%的教師將教師作為首選職業。那么,他們為何要選擇教師這一職業?日本、韓國和芬蘭分別有82%、80%和66%的教師認為,他們將影響兒童發展或為社會作出貢獻的機會作為主要動機。

        在日本,教師平均年齡為58歲,遠遠高于經合組織教師的平均年齡44歲;韓國教師的平均年齡為43歲;芬蘭教師平均年齡為45歲。此外,日本33%、韓國34%、芬蘭35%的教師年齡在50歲及以上(經合組織平均為34%)。似乎教師隊伍呈現老齡化,這意味著在未來10年,日本、韓國和芬蘭將不得不更新大約1/3的教師隊伍。日本校長的平均年齡為58歲,韓國校長的平均年齡為59歲,均高于經合組織校長的平均年齡52歲。芬蘭校長的平均年齡為50歲,相對于日本和韓國,芬蘭校長隊伍要年輕許多。此外,日本22%、韓國44%、芬蘭10%的校長年齡在60歲以上,經合組織校長年齡在60歲以上的比例平均為20%。

        教師和主要工作人員的性別分布可以衡量教師職業中的性別不平衡程度,以及晉升為領導職位的性別不平衡程度。在日本,僅有7%的校長是女性,42%的教師是女性。在韓國,20%的校長是女性,67%的教師是女性。在芬蘭,46%的校長是女性,70%的教師是女性。由此看來,韓國和日本與經合組織平均47%的學校領導為女性和68%的教師為女性差異較大,尤其是女性校長比例偏低。

        教師以何種策略管理課堂

        教師教學國際調查數據顯示,在過去5年中,日本、韓國和芬蘭實際教學和學習的課堂時間保持穩定。而在一次典型的課堂教學中,日本、韓國、芬蘭教師平均將79%、76%、80%的時間花在實際教學上,日本和芬蘭略高于經合組織78%的平均水平。

        日本41%、韓國60%、芬蘭79%的教師通過觀察和提供即時反饋來定期評估學生的進步,經合組織的平均比例為79%。日本51%、韓國53%、芬蘭86%的教師把自己對學生評估的結果通知給學生,經合組織平均為77%;日本31%、韓國36%、芬蘭45%的教師經常讓學生評估他們自己的進步,經合組織平均為41%。

        總的來說,絕大多數教師和學校領導認為他們的同事是開放的,他們的學校是一個有能力開展創新實踐的地方。韓國71%、芬蘭75%的教師報告表示,他們和同事在實施新想法方面相互支持,而這些都低于經合組織的平均比例78%。

        通過哪些途徑助力教師發展

        在教師專業發展培訓方面,日本82%、韓國90%、芬蘭87%的教師在入職教育和培訓期間,接受了學科內容、教學法和課堂實踐方面的培訓,這一比例高于經合組織的平均水平79%。日本19%、韓國26%、芬蘭57%的教師表示,他們在入職之前曾參加過某種正式或非正式的職前培訓,而經合組織參與職前培訓的教師比例為42%。雖然經合組織的校長們普遍認為,為新任教師配備導師對教師的工作和學生的表現很重要,但日本、韓國、芬蘭平均僅有22%的新教師都配備有固定的教學導師,比例分別為日本40%、韓國16%、芬蘭10%。

        在經合組織成員國和地區中,學校領導的教育水平通常高于教師。然而,只有半數的校長在擔任校長之前至少完成一次校長培訓課程。日本54%、韓國82%、芬蘭88%的學校領導在擔任校長之前完成了學校行政或校長培訓課程;日本71%、韓國94%、芬蘭48%的學校領導在擔任校長之前完成了教學領導培訓課程。

        參加某種在職培訓在日本、韓國與芬蘭的教師和校長中司空見慣。在該調查中,日本89%、韓國98%、芬蘭93%的教師和日本、韓國、芬蘭均有99%的校長參加了至少一項專業發展活動。參加課程培訓和研討會,是整個經合組織最受歡迎的教師專業發展類型之一。有趣的是,整個經合組織的教師都表示,基于合作和合作教學方法的專業發展培訓對他們最具影響力。

        日本、韓國和芬蘭三國的教師似乎對他們接受的培訓都感到非常滿意,日本91%、韓國87%、芬蘭79%的教師表示,培訓對他們的教學實踐產生了積極影響。日本和韓國的比例高于經合組織的平均水平82%。同樣,有報告稱,參加這種有效培訓的教師往往表現出更高的自我效能和工作滿意度。

        韓國和芬蘭教師均表現出對教育信息技術學習與掌握的愿望。韓國30%、芬蘭51%的教師“經常”或“總是”讓學生使用信息和通信技術完成項目或課堂作業,這個比例低于經合組織的平均水平53%。韓國59%、芬蘭56%的教師表示,“利用信息和通信技術進行教學”已被納入其正規教育或培訓。韓國48%、芬蘭21%的教師在完成培訓后打算利用信息和通信技術開展教學。而韓國24%、芬蘭20%的校長則表示,他們所期待的高質量教學往往受到數字教學技術短缺或不足的阻礙,經合組織的這一比例為25%。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附屬中學)

        《中國教育報》2019年12月06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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